“死了的人是美人”
鬼说完就照照镜子其实它才七寸大小
我见到C的时候，她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戚容。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多年。我上学时纷纷扬扬的传闻已经归于沉寂。那时我正在B城准备我的博士论文，C和她的丈夫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沿树林走上一刻钟。我们在每天散步之余经常来往。
C那时候刚刚开始学习使用电脑打字，我做这方面的论文，无形中也就成了老师。C的丈夫G是个有点奇怪的人，他不论走到哪，都戴着一个烟囱形的帽子，有时还是牛仔布做的，使人想到那是一节裤腿。走到街上总会引起笑声，特别是德国的女孩子，经常会失声大笑起来。
G在B城的时候，算是一位诗人，可是他不参加任何文人雅士的聚会，也不爱看电影，几乎没有什么城市人的爱好。我所知道他唯一的爱好是借一块儿磨刀石，给那些有时来看他的朋友磨刀。他一看见那些迟钝的菜刀，就要感叹：“你们这些学工的！”他自称是个木匠，在北京好多大学里干过活，我知道也讲过课。他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好像只上过小学。他也给我讲过他在草滩上放猪的事，这是他喜欢的事。他是放猪放成诗人的，评论家都这么说。也有另一种说法，说他成为诗人是因为c。c和他原来住在两个城市，他们是在火车上遇见的，后来C花了四年时间，柔和地拒绝他的求婚。这就不免使他变得思情万端，愤世嫉俗起来，写出大量情深意切而又话语颠倒的篇章，从而变成了一个诗歌流派的重要诗人。
后来他的经历变得更加奇怪，如果说早年他的异常经历，历史、时代还要负责任的话（这也是评论家的普遍说法），那么，他后来的经历，简直就无可推倭的要他自己负责了。他在B城令他的朋友们最迷神迷窍的事，是讲他的海岛。他是1988年初在那个岛上登陆的，当时C夫人还带着她才五个月的贝贝。他们在那开始了一种现代的原始生活，喝雨水、锯木柴、烧陶碗、采贝，据说还养鸡。养鸡、追鸡一节还被一个什么人写了，连照片一起出现在美国电脑网络杂志上，在我的计算机里也出现过。
G在B城永远做出一付思乡的样子，不是思念他那个据说有千年文化的古国，而是思念他那个住了五年的小岛。“我真想一抬腿就回去了。”他这样对我说了几次。但是，到了他真正归期来临的时候，他却没有使用那张返程机票，只是在B城搬了个房子。我去他家的时候，他神色警醒，站在一大堆他乱写乱划的字画中间。我问他：有什么可帮忙的吗？他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嘴里含糊地咕噜着：“以后，你们就帮助C吧。”他送给我太太一个石头老虎，又给了我一张他本来准备卖掉的字画。
G和C依旧住在B城，但是，却像沉在井里一般，没有了声息。后来有人说：他们回北京了；又有人说：是去了美国；还有一个模模糊糊最荒诞的传闻出来，说G在岛上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我当年看见的C，一个说是在北京就认识的，写了好几年信，后来也到海岛上去了。他们一起生活。好像G和C都说起一个有着旗人血统的女孩，他们把她叫英儿，脸上带着熟识赞赏的神色。
这不大可能。我对那个谈论北京传闻的同学说。据我了解。他们没有分开过一个月以上。G夫人C是那么欣悦、端庄又讲究体统的人，他们可不是什么现代主义者，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事情。而且如果G夫人不在家，G就会钻进自己的屋子不出来。G对他的夫人C依赖到了惊人程度。不要说钱、钥匙、证件这样的事情，统归他的夫人掌管，就连他写信，出门找袜子、上衣，也少不了要向他的夫人请教。
“可是，G确确实实说过：一夫一妻制是天主教闹出来的，把中国害苦了。我们中国人不能忘了祖宗。”
G是永远有这种怪论的，比如他说：关键是娶好第一个媳妇。第一个娶不好，后边全乱，之类。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喝了啤酒。他是一点酒也不能喝的人，哪怕别人在喝，他也会晕，大家那会听他说话，总是笑哈哈地看着G夫人C。
我说这不可能，不是说他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而是说他根本不可能去做，他并不是贾宝玉，没有生活在大观园里；也不是李渔，甚至连《浮生六记》的时候也没赶上，他怎么可能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想象娶两个妻子呢！而那两个妻子又怎么能够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一起生活呢！现在就是不讲女权，至于最后谁也没弄清楚他最终研究的是什么。他心心念念不忘的是：要回到他的家乡中学，把他的音乐老师推到河里去。在B城的朋友，去他家几乎都看过一个他喜爱的录像，那是一些长角龙虾，在西南太平洋的海底回游。他同样热烈念念不忘的是，要去新西兰捉这些龙虾。
也许，是因为龙虾的缘故，有一个时期他和G十分契合。他总是时时嚷嚷地请G为他在岛上看看，有没有一块儿他的土地。
“他甚至和G研究了一个计划，要在海边养鸭子。”C说。这是G要做而始终没有做的事。他们认为鸭子可以在海里吃鱼，节约饲料，然后上岸生蛋。
是啊，我也想起来了。那时候我们还说：养的是盐水鸭，生的是咸鸭蛋呢。
我很高兴谈起大鱼和我们在B城的那段生活，这使我们自然的谈起G，谈起他的各种奇思和怪癖，我们几乎回复到了过去在B城散步时随意说话的气氛，可我也知道C并不是一个感觉迟钝的人，我从她偶尔投来的微含笑意的目光中感到，她已经知道了我微微移动话题的目的，我的窥探和小心。
“G最后还向我说起过你们呢，”C直接了当地看着我，
“他在最后几天里说了好多话，那几天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所有的人，好像都有一种感谢而不是苛求。他还记得跟我一起按电脑玩找宝贝的游戏，在迷宫里出不来。后来你找到了，但他没有再去。”G玩电脑的时候十分投入，那个时候，他只管放枪，我只管走路。
“G还想用电脑画画呢。”我在这停住，不知道是否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就像我小时候弹的一个坏风琴，有几个键没有声音，一按到那音乐就停了。
吃过午饭以后，C在我的海岛地图上划了几个圈点，告诉我哪些地方能玩，风景好看，哪些地方是他们过去采贝壳的海岸，哪儿是他们原来的家。他说这些的时候，还带着过去的急促和认真，就好像我们在B城初见，一起研究B城的风景点一样，其实，我们都不是真正的旅游者。
在我告辞的时候，我已经放弃了所有探寻和关切的想法。C生活得很好，这是我回去可以告诉我太太的，C并不像原来在B城时候那样，离不开她丈夫G（或者说离不开她照顾她丈夫的责任），生活也没显出困顿的样子，她独自生活着，和她的木耳一起。他也不是过去我们在照片上看见的那个圆滚滚的、吃土豆片的小胖子了，更不是G说的，那个学汽车声和鸡叫声的小贝贝了。他是个强壮的男孩，在门口都可以看见他房间里的小橄榄球。
“他每天写一篇字。”C说。但她又忽然急匆匆地说，“你等一下。”她进到里屋去，拿出一个灰蓝色的纸盒子：“这是他写的，你要是愿意可以看看。走时候还给我就行了。”声子的侧面有一个用水彩笔写的G字。
我住在码头附近一个太平洋岛屿风味的小旅馆里，临近一个精致的山谷，因为是旱季，河水若有若无地流着。黄昏的时候我回到那儿，踩着草编的毯子上楼，我是熟悉G的。但在他失踪以后，他以前的事情就好像都变成了谜。人们对他不是知道得太少，就是知道得太多，至少关于他最后做的事，我就听到过好几种版本，每一种都带着强烈的编造的痕迹，我是指那些故事内部的曲折的合理性。我是理性主义者，但我也相信生活是由某种我们所无法把握的阴差阳错构成的。所以，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理所当然以外的诧异，那就会失去真实的感觉。
我曾经用这个感觉去判断一个事物，但在我打开那个纸盒的时候，我曾经用来判断事物的标准忽然就颠倒过来了。好像一切理所当然都在这个事物以外。
盒子里一共有五个纸口袋，是G的字，第一个纸袋上写的是：英儿的信。里头是空空的，一封信都没有，倒放了一把镶满玻璃钻石的新疆匕首。我把它抽出来，上边有铜镶的花纹。第二个纸袋写着：忏悔。塞得满满的，是G写给一位叫做雷的人，我猜就是C了。这里的字写得很乱，以至于最终我也没能够把它读完。第三个信封写着：风情。是G关于他和一个叫英儿的女孩的情爱乃至的回忆，这件事和G联系在一起，简直教我无法相信，第四个信封上画了一些什么画，里边也是一些画，有些画是他回忆中提到的。在这些画中意外的夹着十几封从岛上寄到B城的信，是那个叫英儿的女孩写给G和C的。最后一个纸袋里大多是叙述性的小说和随笔，有些故事，我已经知道了。
这是一个被打开的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