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知县却没有侯俊铖那么乐观，眉间微微皱起，犹豫了一阵，还是出声提醒道：“侯掌营，小官出自商户之家，家里两代经商，工商之事，小官也算是知晓一二，工商看似得利丰厚，但那是建立在垄断的基础上，办工兴商风险很大，一有波折很容易血本无归。”
“故而一般的小民若不是无地可种，是绝不会投入工商的行当，侯掌营想要大兴工商，需要备好一大笔的钱粮准备投入，就像侯掌营之前所说的商号一般，商号的借贷抹平了农户种田的成本，侯掌营想要大兴工商，同样需要抹平那些商贩工坊的成本，还得做好很长一段时间亏本的准备，这笔钱不是小数目，农家的借贷与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侯俊铖点点头表示同意，工厂设备不是地里长的，有技术的工人也不是树上结的，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去积累，这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如果不是什么人无我有的产业，在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超过别人以前，必然是长期亏本的。
商业则更为脆弱，这个时代没有什么财产保护、商业法规之类保护商贩的律法规定，商场之上的竞争是极为激烈且无底线的，更别说有再多的钱，在暴力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的，官府缺钱了，上面的权贵动不了，下面的贫民刮不到油水，便时常朝着中间这些有钱无势的商贾下手，勒捐杂税无所不用其极。
故而如今这个时代的大商大贾要么就是有权贵和朝廷背景的“官商”，要么就是千方百计搭上官面关系，替官员权贵充当白手套的工具。
在如今这个时代，买地收租、放高利贷、培养自家子弟考取功名，或者投资穷苦的读书人才是最赚钱、最稳定的生意，即便是郑芝龙那样的海贼王，靠着海贸赚取暴利，每年进项过百万，都选择上岸买地、送儿子去国子监读书。
现在的士人其实也差不多，顾炎武早年以擅于治财而闻名，他治财的手段便是每游历一处便考察当地的田土产出购置田地房屋，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可黄家却是余姚一等一的豪绅地主。
说白了，经营工商无利可图，而且收益还不稳定，若是没有坚实的后盾全力支持，没有前期的大量投入，百姓官绅宁愿守着田土过日子。
“后盾问题不用考虑，经营就是后盾，至于前期的投入嘛……”侯俊铖轻声念叨了几句，抬头问道：“邱知县，你说咱们红营自已铸币造钱如何？”
“难！”邱知县毫不犹豫的说道：“中土自古以来便缺银少铜，金银铜料都自海外输入，实际上就控制在江南那些豪族官绅手中，也就是控制在朝廷的手中，侯掌营的红营如今还能以山贼为伪装，可日后若是席卷吉安府，还能藏得住吗？必然是要在朝廷那里露底的，朝廷掐断金银铜料的输入江西的商道，侯掌营拿什么去铸钱呢？可银钱这些东西，一天都缺不得。”
侯俊铖点点头表示同意，经济封锁是对付根据地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满清或许做不到后世民国和日本人那样的严密程度，但侯俊铖不敢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必然是要往最严重的情况去做打算的。
“当然，如今有了新的情况，那便是滇铜的开采量越来越大，大有超级海外输铜的趋势……”邱知县到底是商户家庭出身，对钱财上的事很是敏锐：“小官在江苏读书之时，市面上流行的都是倭铜铸的钱，等小官考取功名当了官，却发现江西等地的铜钱大多已经是滇铜所铸，可见滇铜的开采量已经超越了海外输入的倭铜，成了铸钱的主要材料。”
侯俊铖有些讶异，这邱知县确实是个人才，让侯俊铖都怀疑他是不是也是后世穿越而来的了。
两宋之前铸钱主要使用的赣铜，但赣铜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开采枯竭，之后的元明大多都是自海外输入铜料铸钱，到隆万年间实物税崩解，加之商品供应匮乏、豪绅贵胄兼并严重，越来越多的百姓沦为赤贫，导致金银铜钱向着权贵豪绅手中集中，官府缺乏金银、市面上流通的金银铜钱也越来越少，由此催生了一条鞭法。
自隆庆开关之后，明代海贸愈发繁荣，海外输入的金银铜钱能撑起一条鞭法，可到了万历中后期，作为海外铜料主要输入地的日本统一，德川幕府开始闭关锁国、禁止铜料和金银出口，而欧洲又爆发三十年战争，西方殖民者将殖民地的金银运回国内供应战事，建立在金银铜钱之上的财税体系便骤然崩溃了。
明末的财税危机就是因为缺银少铜的缘故，但明代的君臣对世界和金融没有系统性的了解，他们理解不了问题的根源，不清楚为何这白银铜料如下雨一般一阵有一阵没，只以为是有奸臣奸商作怪，所以万历便到处派矿监，天启崇祯则是年年的加派，反倒更加破坏了明朝的财税体系和税基。
但到了清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明末云南爆发的奢安之乱、沙普之乱，然后是大西军入滇、清军入滇，将云南的土司杀了个七七八八，暴力的完成了“改土归流”，不仅彻底改变了云南的人口结构，让汉人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而且还让原本掌握在土司手里的铜矿握在了朝廷的手中。
自清初开始滇铜便逐步取代了倭铜，从明代年产量十五万斤暴增至一千万斤，让清廷手里有了足够的货币供应，清廷也是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明代一条鞭法没有完成的后续改革，施行摊丁入亩的政策。
“如今的滇铜自然是掌握在吴三桂手中，以侯掌营和船山先生的关系，从云南搞些滇铜来铸钱并非难事……”邱知县眯着双眼，朝着湖南的方向看去：“可侯掌营，红营和吴三桂之间难道就能永远合作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