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
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时觉睡的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惺忪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
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
属于义勇军的传奇
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
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
自从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守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
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刺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现在中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
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
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
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当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瞭望侦察工作。
毕竟，硝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象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窜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相情愿。
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
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
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他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曾经就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负责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
大场当时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在往大场集结的过程中，松散型群众团队常犯的毛病暴露无遗。还没等到达目的地，好些人就打了退堂鼓，半路溜掉了。
如果是一般的义勇军，这种情况下队伍也就散掉了，自然也就无所谓传奇。但这支义勇军里面有一个牛人，此人叫王屏南，是个自学成才的律师。他不但平时急公好义，爱为人打抱不平，而且使得一手好拳脚，什么武当拳、五龙手（武术之一种），打起来呼呼生风。对这样的人，民间通常有个俗称，叫做好汉。
王好汉能讲又能打，便被大家公推出来做了头。也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市民义勇军才未沦为一盘散沙，并成为后来唯一一支上过前线并打过仗的民众义勇军。
到了大场以后，大家才发现现实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艰险百倍……
是的，从坐而论道的愤青到战场杀敌的军人，决不是光有热情就行了。
要想取得真经，就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少一难都得掉河沟里去。
坚持，只有坚持，才能最终使我们脱胎换骨，肩负大任。
第一难：缺乏给养。
这也不奇怪，那时候连正规部队的给养都接济不上，更别说这些连业余部队都算不上的义勇军了。所谓给养者，无外乎两部分，一曰军饷（也就是工资），二曰粮食。兄弟们抛妻别子出来，为的是保家卫国，没人是看着钱来的，所以军饷可以忽略不计。但粮食是活命的本钱，没有可不行。幸好他们身后有强大的群众后援团，你捐一点，我捐一点，作为大队长的王屏南，更是把自己的家底都掏了出来，这才勉强解决了队伍的温饱问题。
这一难，过了。
第二难：生活艰苦。
虽然群众捐助了粮食，但也就刚够大家吃饱饭的，要想吃好那就万万不能了，而且既到大场集训，一切就必须按军人的标准来。用王屏南的话说，那是“言衣，则军装薄絮；言食，则一日两餐；言卧，则单毡稻草；言起，则东方未白，每日三操两讲，风雪无间”。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大城市里出来的，受不了苦的大有人在。于是没过几天，请假的也有了，装病的也有了，既请不得假也装不得病，偷偷溜回家的也有了。
跑，那就得抓啊。要不然连最初不想跑的也会动摇。已经跑回城市的鞭长莫及，那就没办法了，单说说半路上又被抓回来的。
如按军纪，这些溜号的人就得押送指挥部法办。王屏南想想，要是照此办理的话，一则给义勇军丢脸，二则大家乡里乡情，彼此都得照顾点脸面。那就不押送吧。
但罚还是要罚的，而且要借此立威。在这方面，王队长堪称一无师自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采取的办法是队务公开，让逃跑的人公开念检讨书，当众悔过自新，打一顿屁股后使之归队。
仅此一点当然还不够。为了提高队伍凝聚力，王屏南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边加强军纪，约束队伍，一边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引用古人救国之大义”），并且在紧张的军训过程中，插入了捉迷藏、讲笑话等游戏节目，尽量使队员们以放松的心情来投入训练（有些类似于现在的拓展训练）。
经过他这么两抓三抓，效果是明显的，成绩是显著的。因为从此以后，借故请假的、偷偷溜号的，基本绝迹了。
这一难，由于带头人有办法，也通过了。
第三难：军事技能。
上淞沪战场，需要掌握的最大技能其实还不是射击或拼刺，而是如何筑壕和躲飞机。否则，极有可能还没看见鬼子长啥样，自己就先挂了。
大场作为二线阵地，工事战壕都是现成的，只是因前方战事紧张，并没有全部挖好。义勇军便接茬干，把掘壕筑垒作为一项基本功加以训练。日机发现有人在开挖工事后，天天没事就跑过来下“鸡蛋”，久而久之，倒帮助义勇军完成了一项新的防空课程训练。
会挖战壕，还知道怎么防空，加上离主战场近，又体验了一把真实战场的氛围，这样上战场才有了七八分模样。
此难pass。
这第四难，却把大队长王屏南都给难住了。
缺弹少枪。
没打仗的家伙，老兵来了也没用啊。
王屏南去找19路军反复磨唧，最后总算弄到了60条枪。再要，没有了。
200个人，60条枪怎么够分？
没办法，人家19路军本来就是支穷部队，能挤这点出来，已经是很够意思了，而且这东西不比其他，大家就是想捐，一时半会儿也不知道从哪里买。
那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会打枪，且枪打得准的，拿枪。其他那100多号人，就拿梭镖。反正也能扎人不是，贴身肉搏的时候用得上。
更有甚者，连红缨枪也不要。
那用什么？用掌！
我小时候看《霍元甲》，最迷“化掌为刀”这句话。想想一只肉乎乎的手掌都能当快刀使唤，不由得人不激动啊。
那时候我就知道，要练出这种绝技，必须让自己的手掌多吃点苦头，具体来说就是要时常用这玩意儿来“砍”东西。据说，经常这样“砍”来“砍”去，日积月累，“砍”个把石头都不在话下。
为练绝技，我曾尝试着拿它来砍了一下板凳面，虽然上面清洁溜溜，但我还是立马体会到了练“神功”之不易，因为手掌实在是“好痛好痛啊”。
理所当然，我放弃了，转而琢磨更容易地去了。
义勇军里也有这样的。说来惭愧，人家“砍”的是树木，而且力道非常之猛（“直至出汗力衰方止，每日不断”）。
那是真把树木当鬼子使，准备日后肉搏用的，不花力气还行？
就这么难过来难过去，等市民义勇军奉令开赴嘉定城接防时，表明19路军已放心让他们充当预备队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