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曾说：“没有，抗战时，这里的领事馆都搬到了南山上现在使馆街那里。为了避免房屋被炸，各国领事都在屋顶上刷上自己国家的国旗，避免被日本飞机轰炸，这样反而成为了日本飞机判断目标的依据，因此后来被国民政府制止了。从抗战开始到结束，这条街的领事馆建筑都没有受多大的损伤。”
小敏问：“那么，为什么我们看不见那些领事馆的旧建筑呢？”
老曾说：“解放后，许多国家没有和新中国建交，这些领事馆建筑就收归国有，安排了其他用途，里面的办公家具都搬到了房管局。到了90年代，这些老建筑被占用的各单位修盖了新楼。现在保存的旧楼，可能只有干休所院里还有，可惜门卫森严，我们进不去。”
潘天棒问：“我们不需要管其他那些房子，找到法国领事馆就行了啊。”
老曾手一摊：“问题就在这里，年代太久，这里变化太大，没有其他的房子做参照，我无法判断以前法领馆的位置。”
说话间，已经路过干休所门前，门口有军人站岗。这一带行人已经少起来，我向后看了看，没有看见希望看到的身影。
老曾还在继续向前走，我奇怪地问道：“找不到法领馆原址，你还向哪里走啊？”
老曾嘿嘿地笑起来：“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晚上，杨沧白到了法领馆，一个白鬍子神父带他钻进了法领馆的地道。虽然我不知道法领馆的位置，更不晓得地道的入口，但我却知道更重要的事情：杨沧白进地道后，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失踪的上清寺（七十四）
潘天棒说：“这个太容易猜了，这一带的地下，就是一号桥到长江大桥的隧道嘛！”
“闯你个鬼哟！”老曾说：“如果是那里，修隧道的时候岂不是啥子都挖光了？我还带你们走啥子？”
走在前面的小敏回过头来：“曾伯，你就别绕圈子了，到底在哪里啊？”
“就是重庆旧城中位置最高的教堂：仁爱堂！这个教堂是法国人修的，就在前面的巷边上。地方志上讲，杨沧白是从法领馆下地道，从仁爱堂钻出来的！”
说着话，小巷的前面，出现了一个破落的围墙，墙里出现了一个典型的欧式建筑，圆拱门与罗门柱头支撑的顶上，长满了杂草，那一定就是仁爱堂了！
我问老曾：“奇怪了，照理讲，以前是不允许在城里修教堂的，这里的位置应该是在城墙里面啊，为什么会有教堂呢？”
老曾加快了脚步，一边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里在清朝时叫二仙庵，估计是一个道观，1900年给了法国人的天主教会，建成了教堂、医院、神父住房和修道院。但好象是1941年，在抗战时期，才开放给附近的教徒使用。猜猜为什么？”
我们当然猜不到。
老曾却不解释，带着我们紧走几步，一个坡败的门展现在我们面前，上面标的字却是：“四川省重庆中医学校门诊部。”大门紧闭着，从门缝看进去，里面人去楼空，荒草丛生。
指着门上的字，老曾说：“44年的时候，这里面的医院改名叫陪都中医院，是重庆一中医院的前身。解放后，到1951年，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这里被西南军政委员会全部接收，医院与护士学校接着办下去，但教会人员从此消失了。再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其中一部分变成了中医学校。但是，2001年，政府又把全部仁爱堂所在地划拨给了重庆天主教会，包括原来的教堂、修道院、神父的住房。好象学校和医院也搬走了，现在里面还有个敬老院。”
小敏问：“特殊的原因？指什么呢？”
老曾说：“让你们猜，不猜就不好耍了。”
我们苦笑。
我们向前继续走，右侧出现了仁爱堂的入口。那是一个很小的院子，看进去，里面教堂已经修缮一新。院子里，几个善男信女正在聊天，教堂的门开着。见我们走进来，一个女人看了我们一眼，上前把教堂的大门关了，不让我们窥视。然后她继续坐下闲聊，没有一个人理睬我们。但当我取出相机准备拍照时，另一个女人上前制止，说：“这里不许拍照。”
我收起相机，向老曾看过去，他对我眨了眨眼，转身就出了门，我们紧跟着老曾出门来，“这里好象不欢迎游客，要找地道更不可能，我们要绕到背后去看。”老曾说完继续沿着小巷向前走。
巷边右侧的围墙里，就是教堂的楼房。走过一个拐弯处，老曾突然指着三楼上两侧有罗马柱的窗子说：“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看珊瑚坝的飞机。有一天路过这里，看见那个窗上有一个穿着黑袍的外国修女正在向下看，金发碧眼，手里还拿着个望远镜，印象深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