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之一，他们的飞机被击落在弹子石长江一带，当时并没有死，是救援太慢淹死的。空军死在水里，所以很冤。”老曾又指着墓碑上的俄文讲：“这个卡特诺夫的俄文写错了，写成了卡特诺娃，成了女人的名字，此为冤之二。”
潘天棒惊奇地问道：“曾叔叔，你居然还懂得俄文啊！”
我说：“这个有什么奇怪，老曾他们这一辈人大部分学的外语都是俄文呢。我奇怪的倒是另一点，这两个飞行员牺牲在长江里，为什么墓碑却在鹅岭？”
老曾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不过，当年苏联飞行员主要是在万县阻挡日本飞机。”
碑前那位白发老人转过身来，插嘴道：“说得不全对，1938年和1940年，他们两位是在重庆病死在仁慈医院，医院安葬他们在袁家岗左侧山头，后移至袁家岗至石坪公路右侧，因修袁家岗到石坪桥的公路，1956年移到江北杨家花园的陵园墓地，但是那里的墓地太狭小，政府觉得长期安葬国际烈士不当，1959年的时候，经重庆市委决定才迁葬到这里。淹死的飞行员另有其人，万州有一个库里申科烈士墓，是他们的大队长，才是牺牲在江里的。他在战斗时发动机出问题，降落在长江，但他体力不支，游到岸前淹死了。”
这个老人看起来比老曾年龄大了许多，但腰板却挺得笔直，可能以前是位军人，说话不容置疑。
“发动机中途出问题？那是装备太差了、飞机的质量太歪了，是不是中国造的？”潘天棒是一个军事发烧友，忍不住接过话头。
白发老人瞧了瞧了潘天棒，讲道：“小兄弟，那是苏联的飞机。中国那个时候只有91架可以用的飞机。苏联飞机虽然比中国的好得多，但还是不如日本，所以在空战中很被动。到1939年后，苏联战场吃紧，援华的志愿兵空军就撤走了。”
“对！”老曾说：“40年以后，日本飞机对重庆的轰炸就疯狂起来了。如果苏联空军还在，重庆大轰炸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潘天棒问：“那个时候，还是美国的飞机最好吧？”
白发老人讲：“当然！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成立了一支专门的空军部队，用的都是美国战机。他们在云南、缅甸打空战，把日本打得灰头土脸，主要原因还是飞机制造技术水平更高。因为连战告捷，重庆的老百姓把这支美国援华空军称为飞虎队。领导飞虎队的那位陈纳德将军离开重庆回国时，蒋介石给他开了一个欢送会，派车去接他，但在路上就开不动了，因为给他送别的重庆人太多，把沿途的路全部塞满了。老百姓最后是把这辆车抬起来走的，还绕了好多弯路，抬上一个个石阶，陈纳德才到达主席台。那时的报纸上讲：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如此博得中国人的人心！其实啊，我看陈纳德之了不起，是因为他在中国呆了八年，一直努力帮助中国人抗日。但中国飞行员素质并不差，爱动脑筋而且更亡命！40年的时候，一帮中国飞行员发明了用小降落伞丢炸弹，在空中引爆的战术，那段时间，这些中国飞行员用这个办法把日本人打得很惨！如果当时中国军队有和美国质量一样好的飞机，我们一样会取得飞虎队那样的战绩！”
潘天棒悄声在我耳边说：“其实我小时候的人生理想，就是造飞机。”
我嘲笑他道：“怪不得中国空难那么少，原来只是因为你搞旅游去了，幸运啊！”
我们和老人一起从纪念碑下台阶，老曾又问道：“听说陈纳德走的时候，很多在重庆的文化名流给他送礼物，是不是有这回事？”
老人白了老曾一眼，似乎觉得在这种地方讨论这样的话题很意外，顿了一下，却笑起来：“是啊，陈纳德喜欢中国文物。那个欢送会上给陈纳德的礼物堆成了山，好多都是玉器和古玩！最值钱的东西是中国现代国画的代表作，徐悲鸿的《八骏图》！”
讲完，老人向我们挥挥手，告辞走了。
老曾带着我们继续向虎岩方向走，一边说：“传说当年陈纳德非常喜欢徐悲鸿的《双鹫图》，蒋介石给徐悲鸿做工作，希望能把这幅画送陈纳德。但那幅画徐悲鸿看得比命还重，自然不会给的。原来最后陈纳德拿到的是《八骏图》啊，也起码值上几百万上千万的！”
《八骏图》在中国现代国画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到现在许多工艺品商店还拿这幅图作题材，各种各样的仿品层出不穷，没有想到真品却早去了美国。
我洗涮老曾：“刚才那位老人，一看就是当年的军人，说不定还做过空军呢。空军是一份玩命的工作，人家可不认为一幅画有什么珍贵，只有你老人家才会在别人讨论飞机性能的时候，去关心财宝的事情。”
老曾笑笑没有理我，只顾向前走。潘天棒则兴奋地和小敏讨论我们会不会发现比《八骏图》更值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