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252—312年），字子玄，经历了整个西晋王朝的统治时期265—317年）。西晋政权是一个维护门阀世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在西晋王朝统治的几十年中，门阀世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得到了发展，政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郭象的唯心主义哲学就是为西晋门阀世族统治集团服务的。
郭象的主要著作是《庄子注》，相传他是在向秀注释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另外，他还有《论语体略》（或称《论语隐》）一书，现已逸失，只有部分内容保留在皇侃《论语义疏》中。郭象虽说是注《庄子》，实际上是借《庄子》来发挥他自己的哲学思想。
一、“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
郭象哲学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郭象哲学有两个重要独特的名词，一个是“独化”，一个是“玄冥”。这两个名词之所以重要，因为前者是回答有关玄学本体论的问题，后者则是讨论有关心灵境界的问题，而这两点正是玄学，也是郭象哲学的主题所在。之所以独特，则由于这两个名词所表达的哲学意蕴是其他玄学家所没有，而为郭象所独有的。不仅前期玄学，即使先秦道家，也没有提出这两个概念。庄子曾提出“独有”的问题，但是还没有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去论述（在庄子那里，“独有”无疑是个人的精神境界问题），至于“玄冥之境”，在庄子哲学中虽然包含着相关的意义，但是还没有形成如同郭象这样的独特理论。
郭象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独化”说。他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说明世界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以及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郭象的“独化”说包含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如他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就这方面来讲，郭象的“独化”说具有反对宗教神学“造物主”的意义。“独化”的另一方面含义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而突然发生的。这也就是他常说的，天地万物“突然而自得”，“欺然自尔”，“忽然而自尔”，“掘然自得”等。就这后一方面的意义来说，“独化”说具有严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在郭象之前，玄学唯心主义者都崇尚虚无，如王弼即以“无”为天地万物的本体。这种“贵无”论，经过裴的批判，暴露了它在理论上的荒谬。郭象为了避免“贵无”论在理论上存在的困难，接过裴的“崇有”论，把裴坚持的“无”不能生“有”，“始生者，自生也”等观点，加以绝对化、神秘化，从而使客观物质世界及其生成、变化，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神秘世界。
郭象对于“无”的看法，既不同于王弼那样把“无”看做天地万物的“本”、“体”，也不同裴那样把“无”看做“有之所谓遗者也”。他认为，“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又说：“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这是说，“无”不是相对于“有”而言的，它既不是“有”的“本”、“体”，也不是“有”的消失状态。“无”仅仅是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没有任何东西作为它的根据，而是“自生”的。郭象概括他对于天地万物生成的主要观点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对于天地万物“自生”、“自造”的情况，郭象用“独化”这个新概念加以概括。
根据郭象的“独化”说推论下去，其逻辑上的必然结论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发生和变化都是杂乱无章，无规律可循的。这是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的，也是与郭象所要论证的封建门阀世族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愿望相违背的。因此，他又提出了一个“玄冥之境”，让“独化”在“玄冥之境”中进行。这就是他所谓的“独化于玄冥之境”。“玄冥”是《庄子》书中原有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一种混沌不分的状态或一种不知不觉、不分是非、不分彼此的精神境界。郭象对“玄冥”的解释与《庄子》有所不同，他说：“玄冥者，所以名无而非无也。”按照郭象其他各处的说明，所谓“名无而非无”，似乎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主宰者，但这种自然而然也不是没有一种决定的因素。
如他说：“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影子外的虚影），未有不独化于玄冥之境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此天地之正也。”又说：“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独化也。人皆以天为父，故昼夜之变、寒暑之节，犹不敢恶，随天安之，况乎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则死生变化，惟命之从也。”这两段话都是讲“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前一段说明“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所以“玄冥”是“名无”；后一段说明“死生变化，惟命之从”，“随天安之”，所以“玄冥”又是“非无”。前一层意思，没有超出他“独化”说的范围，后一层意思才是郭象提出“玄冥之境”以解决他“独化”说在理论上与客观实际所存在的矛盾的主旨所在。
郭象所谓“突然而自得”、“忽然而自尔”，是要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是没有任何原因和根据的。他认为，不仅“无”不能生“有”，而且“有”也不能生“有”。如他在注《庄子》“必出乎无有”一语时说：“此所以明有之不能为有，而自尔耳。”对于这种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不需要任何条件的思想，郭象有一个简明的概括，即所谓“独生而无所资借”，或者说：“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就整个宇宙来说，它的存在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但就每一种具体事物来讲，则都是有条件地、相对地存在着的。世界上根本没有不需要依赖其他事物、不需要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个体。郭象所说的“无所资借”，并不是指整个宇宙的存在而言的，而是指具体事物的个体存在都是“独生”的。
他的这种思想就和裴的“崇有”论思想有了根本的不同。裴否定“无”能生“有”，但他却强调“有”必须有所“须”、有所“资”，即必须有所依赖才能存在，这也就是他说的“偏无自足，故凭乎外资”。当然，裴说的这种依赖是“济有者皆有也”，即万物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或者说互为因果的。郭象则不然，他把所谓“物各自生”绝对化，根本否定物与物之间的依赖关系和因果关系。在这一点上，郭象是走得非常远的。他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不仅不需要外部的条件，甚至也没有内部的原因。如他说：“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
郭象所谓的“有”，只是一个个独自突然发生和变化着的孤立个体，无根无源，互不相关，就连每个事物自身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这样的世界只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由此可见，郭象在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问题上，虽然抛弃了“造物主”，却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坑。
郭象认为，他所说的天地万物的“独化”，就个体来讲是突然的、无原因、无根据的、互不相关的，但就世界整体来讲，它们又是互不可缺的。如他说：“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他还认为，天地万物虽然是“自生”、“自得”、“自造”、“自有”，但它们各自在整个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是确定不移的、所具的本性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世界万物又是完全和谐的。
郭象认为，必须肯定天地万物的这种和谐和互不可缺的世界秩序，但是，这种和谐和互不可缺的世界秩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郭象是不承认有主宰者存在的，因此，他只能把这种决定的力量归之为所谓的“命”或“理”。他说：“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则无哀乐，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为命，而不施心于其间；泯然与至当为一，而无休戚于其间。”又说：“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这是说：“命”或“理”是一种人们“不可奈何”的事物，人们“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它是一种“不得已”的决定力量。郭象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或者说“独化”，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完全是由“命”或“理”决定的，即所谓“唯在命耳”。他说：“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己；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
由此可见，郭象所谓的“独化”，并不能由万物完全自主自由地生成、变化；相反，凡所“有者”、“无者”、“为者”都是“非我之所生也”，而是由“命”决定，“理自尔耳”。因此，他所谓的“玄冥之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惟命之从”。这也就是说，郭象虽然否定了造物主，却搬来了一个决定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决定天地万物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和本性的“命”或“理”。不管郭象如何解释这种“命”或“理”是什么“自然而然”、“天理自然”，它还是指一种统摄一切具体事物，规定一切具体事物在世界中的地位、本性，而为事物自身所无法违抗的一种神秘力量。就这点来讲，郭象的哲学思想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性质。
郭象所说的“命”或“理”是指一种必然的决定力量。因此，他说“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其理固当，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则虽天地神明、国家圣贤，绝力至知，而弗能违也”。这样的“命”或“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只不过是“造物主”的代名词而已。
这是与郭象“造物者无主”的观点是不相容的。郭象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所以他说：“理必有应，若有神灵以致也。”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郭象只能用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来进行解释。如他说：“理自相应，相应不由于故也，则虽相应，而无灵也。”郭象自以为用这种偶然相遇的说法，就可解决其理论中的矛盾了，从而使他所说的“命”或“理”与“独化”说一致起来。其实，把一切都归之于偶然，把偶然性绝对化，其结果必然导致神秘主义的不可知论，仍然全归结为有一种不可捉摸的必然力量在支配着一切。所以，当郭象在解释“唇亡齿寒”时，一方面认为，“唇亡”与“齿寒”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说这种“自然相生”是一种“必至之势”。这个理论上的矛盾是郭象唯心主义所无法克服的。郭象对于“命”或“理”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开了宋明理学的先河。
二、郭象的形而上学思想
郭象“独化”说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讲世界上每一个具体事物都是单独的，孤立地在那里发生、变化，不需要依靠任何条件，这是一种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思想。郭象把《庄子》的相对主义推向极端，从而根本否定事物的相对差别。他不满足于《庄子》只从事物的表面形相的相对性上来否定事物差别的理论。他认为：“所谓齐者，岂必齐形状同规矩哉？”所以他说“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肯定事物在形相上是有差别的。但是，他认为如果从事物各自的本性来看，就是无所谓大小的。他说：“苟各足于其性，则秋毫不独小其小，而大山不独大其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