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汉卿来说，女性解放包括思想上的归依很重要但是个长期的工作，迫在眉睫的事情乃是如何使国防巩固特别是杜绝来自日本的威胁。
前一阶段，陆军、空军、海军及防守部队都有出色表现，让张汉卿对人民军目前的战争能力深感满意。然而，已经被打疼了的日本人仍然是支强大的力量，它的联合舰队像鬼魅一般游离在中国的沿海周边，随时伺机狠咬一口，不能有半点松懈。
好在几战锻炼了人民军的应对能力，源源不断的军工装备也在向一线倾斜。岸炮和重榴|弹炮都在向东南、华东、华北沿海集结，空军也在快速地形成新的作战力量。这些，都是中国进行持久战甚至能够正面展开决战的保证。
而中国国内激昂的民情，以及誓不妥协的战争意志，都让外界为之侧目。
对日本军界而言，他们虽然拥有能够威胁中国沿海的机动力量，但也必须时刻防备来自中国空军对其国内的偷袭。攻击中国的城市的胜利，完全抵不上防卫国家的压力。再发生一次国内受袭的事，海空军将领都百死莫赎了。
所以联合舰队被调往黄海和东日本海一线，就是防备中国空军的可能偷袭。这样做国内安全是做到了，但也极大地限制了海军的作战能力，光凭登陆舰队是无法在中国达到陆地进攻的目的的，特别在中国的潜艇部队出长江口以后，威胁更大。
而日本在朝鲜的陆军完全被人民军压制，看不到一点取胜的希望。连续残酷的战事，让日本的后勤、人员补给都出现问题。
反而是对面的朝鲜人民军，其战意更加旺盛，装备也更胜往昔。据说，已经有三个新增的装甲师在做入朝前的最后准备，这对陆军部来说是致命的消息。
不用说，消息来自于廖雅权。
在大本营看来，作为跟在少帅身边的暗线，她已经从张汉卿那里得到足够多的情报了。虽然“刀尖舞蹈”计划没有最终侦知，那也怪不得她，毕竟时日很短，获取张汉卿的信任也需要时间。
连串惨败，让日本国内为之大哗，政|府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以至于天皇连续召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讨论朝鲜局势，即所谓的五相会议。
“朕召集各位阁臣，只想讨论一个主题：我们在朝鲜究竟能否取胜？如果能，应该怎么办？如果不能，又该如何决断？”
对天皇的质疑，众人面面相觑，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海军大臣冈田都不知如何接口。是啊，战事打到这个份上，他们自己都看不到赢的希望，又怎么好唬弄天皇陛下呢？
田中义一是首相，不能不出来表态了：“陛下，朝鲜战场说不上胜利，也算不得失败。通过这场战争，我们估计出了中国人的实力，对我们未来的国策制定其实是大有好处的。中国有强大的陆军，而我们帝国的优势在海上，所以，以己之短迎彼之长是不合适的，这也让我们不用再争执未来是‘北上’还是‘南下’，让帝国提前进行战略规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嗯”，昭和天皇点点头，从这方面来说，这也是困扰他多年的问题。一个国家不可能既搞海权又搞陆权，特别是对日本而言，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撑得起这样的两路。
“首相的话，让朕豁然开朗。彼中国只用了五分之一的陆军，就让我们在朝鲜止步不前，那样的话，坚持北上国策的白川相以为如何？”
白川义则痛苦地点点头，尽管陆军部仍有不少坚定的产引政策鼓吹者，但是作为朝鲜战争幕后的推手，他是知道日本陆军在朝鲜的惨败状况的。中国的战争能力被鼓动后，立刻展现出它惊人的暴发力和后发优势。
据各种情报表明，中国军工能力达到每月生产250架飞机、大口径火炮（包括岸炮）年产能达到4000门。坦克的制造控制得很严密，但是由于履带式拖拉机与它有类似的工业能力，以中国年产30万辆拖拉机的能力看，这是个庞大的数字。
此外，由于汽车的产量是日本国（年产1000辆）的几百倍，中国陆军的机械化、摩托化水平在稳步提升，这一点，日本需要奋起直追很多年。
这是工业能力的差距，是经济总量的差距，在几年中国全面超越日本后，追赶已经变得非常遥远了…
日本人有强烈的务实精神，从它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可见：古代日本虔诚地吸收唐风文化，然后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使本国成为唯一在东方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
日本人的务实精神有其历史渊源。在传统社会里，日本人重家族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
异姓的养子、婿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反之，如果没有继承和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
这种所谓“暖帘重于家业”的态度，正是日本人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然而，日本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也产生了极其明显的负面效应：日本的统治者始终未能学会运用普遍的道德原理去培养有道德素质的人民，他们关心的始终是怎样驯服被统治者。
即使是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于祭祀的东拼西凑的巫术之外，并无任何规范性的教义或道德信条。抱着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级、统治者的命令这类世俗价值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结果是：使日本人养成了一种罕见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一旦情况有变，日本人马上会如变色龙般调整自己。
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觉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后，他们便付诸行动。无论情况如何，也无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他们来讲，力即正义。
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可以逻辑地解释：为什么“为了现实的利益可以迅速放弃原有主张”，这种在其它民族看来是缺少诚信的行为，被日本人视为“务实”；
为什么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于了解的不是对方所遵循的原则，而是对方的实力和利益底线；为什么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现象”，如对方的国籍等来判断对方的价值和决定自己的态度。正史上二战日本挨了美国两颗原子|弹，但是日本反而对美国毕恭毕敬，奉为爸爸，就是这个原因。
白川义则就是这样一个深受日本精神熏陶的人。他再不愿意放弃“北上”这个日本陆军赖以控制国家的国策，也知道现在不是把日本拖入泥潭的时候。一个西伯利亚远征，足足拖累了日本三年的发展；一个更加庞大的中国，又会把日本带进深渊多久？
连一贯鼓吹“满蒙生死线”的首相都不再看好，他又何必再跳起来力争呢？放弃“北上”的想法，继尔在“南下”国策中为陆军争得一席之地也是不错的。
因为如果陆军再在朝鲜惨败，极有可能被乘胜追击的中国军队抹平朝鲜，那么非但颜面无存，连最后一个与海军争雄的机会都没有了。
“首相的意见很正确。陆军部经过充分考虑，认为继续坚持北上国策、与强大的中国陆军死磕对帝国的发展并不利，南下南洋诸小国，继尔获取帝国需要的资源，应该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海军大臣冈田非常欣慰，这也是海军部一直坚持的：“白川君能够为帝国大局着想，放弃个人利益，冈田表示非常钦佩。实施南下国策，海军也需要陆军的大力配合。”
争论了几十年的国策，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获得成功，他岂有不顺手推舟之理？陆军已经不再坚持，他又怎么舍得吹捧一番，让对方体面地下台呢？朝鲜战争的结果，当事人最明白，他不能说破。如果陆军恼怒成羞非要在朝鲜打大，以他们目前的势力是可以煽动的。
在此之时，还是平稳地取得国策的主导权为重。当然，需要陆军“配合”，那就是确定了以海军为主。
大藏相见主要人员都已经取得一致立场，也顺势敲定，不做这个恶人：“朝战已经消耗了几乎全部外汇，再打下去，国库有崩溃的危险。”
昭和天皇其实也早有此心了。关东州战役以及随之进行的朝鲜战争打乱了日本的全部阵形。几十年来的对华优势化为乌有不算，还几乎打光了国家的积蓄。虽然军部、政|府都说获得了多少军援，但从他们看似强硬的语气中还是能够听出对时局的担忧的。
眼见得胜利已成泡影，还不如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见主要阻力的日本陆军不再反对而其他阁员都力主停战，他也就顺坡下驴：“既然诸君都这么说，那么，”他看着田中首相：“麻烦田中先生妥贴地结束这场战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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