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六月二十七，朝廷下诏举荐谏官。
诏命一下，张方平就忙碌开了。经过老张的一番绞尽脑汁的筛选与斟酌，还真为圣上推举了两位。
其一为尚书刑部郎中李大临，字才元，成都华阳（今已并入双流县）人，按年龄年长苏轼二十七岁。老张的评语为：识蕴纯深，风举冲远。——文绉绉的，意思不外乎此人优秀哩不能行。
其二为殿中丞直史馆苏轼，这就不用细说了，我们来看看老张的评价：文学通博，议论精正。还行，说实在的，老张的这些个评价还是极有水准，甚为客观公正的。
只可惜，有着王安石先生的加持，这两个人选均名落孙山，一时间也让张方平老老人家开始怀疑起了自己那自以为独到的眼光。
七月二十二，时年五十岁的河南府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缑氏镇）人李育（字仲蒙）病故。老李的儿子命人来求告苏轼，想让苏轼给写一篇哀辞。
老李为官清廉，家境贫寒，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不幸的，但又可以说是万幸的。因为，此人与苏家的渊源，使得他的大名因为苏轼的手笔而青史留名。
老李曾以司封郎、直史馆之职担任歧王府记室参军晚年还曾任职凤翔府，以经学辅助长官，与苏轼的任职范围有着交集。
老李学问渊博，精通毛氏《诗经》和司马迁的《史记》，对人非常友善，即使别人对他不恭他也绝无报复之心。苏老泉初入仕是在太常寺任职，其时老李为太常博士（太常寺掌管祭祀之事的官员，正七品），老李与苏老泉朝夕往来，十分友好。所以说，李育这个人与苏家可谓是世交了。
对于老李儿子的请求，苏轼可以说想都不用想就答应下来了。
过了三天，王安石一手编写的《英宗实录》书成（王同志完全有此实力），由曾公亮呈给了圣上。
熙宁元年，曾公亮提举，王安石本来当时已经进入翰林院，但老王还是毛遂自荐地要亲自完成此书的修撰，且不要专门配置办公室，最终用一己之力成书三十卷。就连苏轼阅后也曾对别人大赞曰：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王安石出身于临江军(今江西樟树)，生活在地方官家庭，也属于是官二代。
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而且他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他的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这一点从年少时期的志向就可以看得出）。
在他进入仕途充任地方官吏时，还特别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间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所以他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着理性的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王安石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之后又调任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任县令，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比如，在任期内王安石曾经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嘉佑三年(105，改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朝廷提交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制大官僚、大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王安石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改革取士。废明经，设明法科。进士科不考诗赋考时务策，整顿太学，唯才是举，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
宋神宗继位，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随即又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