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零三章 抗战 上海 淞沪抗战(四)
南京政fu说避免给日军行动借口，殊不知狼决心吃羊的时候，任何荒谬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借口，只要这条狼够无赖。
红‘色’区域就属于戒严时期租界当局划给日本人的“警备区”，问题是，这块地区从来就不归租界工部局管，这里是中国人一直在行使完全管理权的区域。
此时驻扎在闸北的，正是那支因为要充当中间人，才被从江西拉来南京上海警备的第19路军。
上海人见过很多军队，从挂着辫子的清军兵勇到戴着狗皮帽子的奉军，从留着胡子的白俄义勇队到包着头的大英帝国廓尔喀雇雇佣兵，土的洋的，各种各样的军队都见过。
同以往见过的各式军队相比，这回进城的这19路军还真不起眼，甚至看着都很寒酸。
论军容，以广东人为主的19路军的士兵们都是一‘色’黑黑瘦瘦，个子矮小，很多人的个头看上去就像十几岁的孩子。再加上他们背着斗笠，穿着草鞋，大冬天连身棉衣都没有，一身单衣一身夹衣的在寒风中晃悠，怎么都看不出有‘精’锐部队的霸气。
论装备，19路军就更不起眼了，只不过他们的装备很有特点。
19路军的装备特点，概括起来就两条，第一是杂，第二是老。huye.org 红尘小说网
所谓杂，19路军一个旅的步枪就有12种型号，机枪有9种型号，还不算两款轻机枪。
要说武器老，十九路军的装备在全国所有国民政fu的部队中来说，即便不是最差的，也应该是处在下游。如果说还有那支正规军的装备比十九路军还要差的话，大概只有在江西和鄂豫皖的红军了。
仅以步枪话来说，十九路军全军三万余人，只有一万五千多支步枪，其中老套筒就有1762枝。大概仅仅比红军稍好一点。
老套筒是汉阳兵工厂在前清光绪年间造的步枪，生产出来都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用了三十年的步枪，很多枪管的膛线都磨光了，子弹也就是能打出去，至于打到什么位置就别提了。可这种老爷步枪，就占了19路军这个旅全部步枪的七分之一以上。
十九路军装备最多的，是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造七九步枪，7200枝，也就是俗称的汉阳造。还有广东石井兵工厂造的七九步枪，2680枝。说起来，这两种步枪比较新点，还都是全套图纸仿制的德国‘毛’瑟步枪。
如果这些枪都能达到德国‘毛’瑟枪的水准，那倒也是好枪。可惜，就像我们现在也喜欢买原装进口货，而不是仿制货一样，原装的德国‘毛’瑟枪和仿制的汉阳造，广东造差距也很大。
仿制可不是有套图纸就万事大吉的，用的材料好不好，工艺是否到位，管理好不好，对枪械质量的影响都很大，就拿广东造的七九枪来说，质量好的时候，‘射’击子弹的散布范围就是个茶杯盖大小，质量差的时候，同样距离，子弹散布范围就就有水缸大小了。很不幸，19路军拿到的广东造，大多是广东政局‘混’‘乱’，兵工厂厂长连续更迭的时候制造的。
而机枪方面，一个旅也只有重机枪30‘挺’，轻机枪5‘挺’。这样的装备，放在国内比，不算太烂，但是拿出去和日本人比，那就明显差一截了。
军容不整，装备低劣，这恐怕是上海人对19路军的第一观感。
不过，在这副寒酸相的背后，19路军却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强悍战力。
五年前的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广东一路打到河南，号称“铁军”。其实第4军参加北伐的，只有第10师和第12师以及叶‘挺’独立团。19路军就是“铁军”中第10师的正宗传人。
19路军战斗力到底有多强，对手的评价是最有说服力的。
江西红军三次反围剿时，当真是见神杀神，见佛杀佛，被红军逮住突袭的国军部队，几乎没一个能全身而退的。而唯一一个能和红军打成平手的，就是19路军。
高兴圩一战，十九路军和红军‘激’战一天一夜，红军和19路军各伤亡两千多人，红军两位师长战死，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
多年后，太祖在评点第三次反围剿国民政fu军各路大军时，就把第19路军列为战斗力第一，而后来起义参加红军，被改编为红5军团的西北军孙连仲第26路军，也只能屈居第二。
只是，日本人对这些并不感冒。
日本人认为，当年北伐军打河南的时候，“铁军”和张学良指挥的奉军争夺的也很艰苦，可是张学良的东北军面对日军连打的勇气都没有。
所谓“铁军”，到现在为止，也仅仅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铁军”而已。
只不过，盐泽幸一忘记了一句话，“一头狮子率领的绵羊胜过一头绵羊率领的狮子”。
“铁军”之所以被称为“铁军”，没有出‘色’的“狮子”领头，那肯定也成不了“铁军”。那么“铁军”北伐所向披靡，领头的是些怎样的狮子呢？
当年北伐，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曾这样评述“铁军”将领：“张向华之蹈厉无前，陈真如之指挥若定，蒋憬然之谋定而战，叶希夷之勇冠三军，黄御行、蔡贤初之立马疆场。”
张向华就是12师师长张发奎，后来成了汪‘精’卫反蒋的重要将领，此时已经打光了老本，成了军人政客。黄琪翔（黄御行）则当了第三党领袖，叶希夷就是名将叶‘挺’，不过这会他正游历欧洲呢。
剩下的三位，陈铭枢（陈真如）、蒋光鼐（蒋憬然）、蔡廷锴（蔡贤初），此时全在19路军。做个不是很准确的类比，三个人颇有些刘关张的关系。
三个人中，陈铭枢是刘备，他对19路军有着绝对的掌控权。因为整个19路军，就是当初由陈铭枢任师长的北伐军第10师发展而来，干部基本上都是陈铭枢提拔而来，说19路军是陈家军其实也并不为过。所以，不管陈铭枢政治上如何站队，拥蒋反蒋，返粤离粤，19路军都能跟着陈铭枢的指挥‘棒’走。
而蒋光鼐则类似于关羽。说起来，蒋光鼐比陈铭枢还大两岁，论年龄绝对是三个人中的老大。但是在19路军团体中，蒋光鼐却一直扮演着第二把手的角‘色’。陈铭枢当师长，他就是副师长，陈铭枢当军长，他就是副军长。蒋光鼐和陈铭枢同是广东陆军小学出身，又是在陈铭枢的介绍下加入的同盟会，两人风风雨雨二十多年，一直站在一起。说起来，蒋光鼐担任19路军总指挥，是最高指挥官，但实际上，蒋光鼐却忠实的尊奉着陈铭枢的指令。
而蔡廷锴则更像张飞，当然，蔡廷锴没有张飞那种豹眼环睁，喝断桥头的威猛造型，乍一看，蔡廷锴瘦瘦高高，更像根电线杆，并没有多少威风。但是这个三人组合中，与19路军未尝稍离，每战必与的，却正是这位19路军军长蔡廷锴。
三国演义里面，刘关张聚首古城再起兵，刘关是光杆而来，班底还要靠张飞在古城拉起的队伍。这一点，蔡廷锴对19路军也是作用很大，想当年陈铭枢、蒋光鼐因拒绝反蒋，孤身离队，只剩下蔡廷锴一个人带着第10师，蔡廷锴还被叶‘挺’拉着参加了南昌起义，但是一出南昌城，蔡廷锴带着第10师就脚底抹油，逃到了福建。正是靠着蔡廷锴拉出来的队伍，陈铭枢、蒋光鼐才能再与蔡廷锴相会，奠定了19路军的基础。
陈铭枢是广东合浦人，蒋光鼐是广东东莞人，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19路军的子弟，军官士兵也多是广东人。漂泊在外，就是所谓的客军，甚至可以说是一支流‘浪’军。对于他们来说，上海不是他们的家乡，更不是他们的地盘。一旦战败溃散，这支没有地盘的军队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只有覆灭或被其他军系吞并的命运。
军队没了，个人的政治资本当然也当然无存。然而这三个人没有为了要保存实力而稍有退缩。
在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后，蒋光鼐在在19路军会议上就说，“上海虽然不是家乡，但上海却是国土。为了保卫国土，我们要有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惜。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
如此惊天地的豪言壮语，当可愧杀张学良了！！！
19路军甘愿全部拼死在这片异乡，这和不抵抗到底，宁愿抛弃家园父老，真是云泥之别。
不过，打仗并不是仅凭一股子勇气就能打赢的。孙子兵法说，未战庙算，多算者胜。
而19路军进驻京沪地区时，并没料到要在上海跟日军作战。那时军长蔡廷锴最头疼的，还是怎么向南京孙科政fu讨军饷，让部队换上冬装，并没有事先做好战争准备。18号日僧事件后，19路军将领们才发觉苗头不对，开始备战。
没阵地。上海郊外，是标准的江南水乡，地势平坦，缺少隐蔽。没有工事依托，面对强大火力的日军，吃亏肯定小不了。蔡廷锴听说只有在吴淞口一带有预设阵地，因为那是黄浦江进入长江的口子，属于国防要地，才修了一些工事。可是等蔡廷锴跑过去一看，却发现工事修筑非常简单。赶紧修筑吧，得要材料，可军政部不但没钱，连现成的工事材料也拿不出，只能自己买。
说到钱了，蔡廷锴想起来了。这第二个问题就是没钱。
19路军连军饷都欠着呢。没办法，这钱得‘花’，咬咬牙，蔡廷锴挤出来一点压箱底的钱，但是得小心翼翼的‘花’，能‘花’多少呢？蔡廷锴告诉下属，最高不得超过四万块。这点钱，比日本人找流氓闹事挑起事端‘花’的工作费都 要少很多。
这第三，就是装备。19路军装备怎么样，前面已经说了，老套筒都还在凑合着用呢。上海倒是有个兵工厂，据说还能造山炮，要是能补充也好，于是蔡廷锴赶紧跑去想搜罗点装备，可到了上海兵工厂那一看，又冒汗了。这边山炮生产规模小不说，这质量还真不咋样，打出去的炮弹“多不准确”。这不由让蔡廷锴感慨万千，上海兵工厂跟张少帅的沈阳兵工厂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怎么沈阳兵工厂这么好的家当，张少帅还真忍心丢。
最后，还有一个，部队的部署也没到位呢。19路军是卫戍京沪，并不是全军守卫上海。
19路军一共3个师6个旅，共计18个团。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师，一个61师在南京一带，一个60师在苏州无锡一带。仅有一个78师在上海，偏偏这个78师还是成立才半年的新部队，由19路军补充旅部队组成，战斗力相对最弱。
再从上海的布防看，19路军78师也是哗啦啦撒开去一大片，最北端的部队在吴淞口，最南面的部队在南市，中间还隔着一大片租界，78师的驻地就被弯成了一个弧形，从南到北一圈跑下来也得七八十里路，而日军的海军陆战队却都集中在公共租界一带，如果被日本人集中力量打一个点，势必死得很难看。
蔡廷锴这一圈视察下来，情况也看得八九不离十了。阵地、钱、武器，这些，他一时半会都变不出来，看到这么个状况，换了别人难免心里发慌。蔡廷锴却不然，他从北伐以来，手指掐掐算算，他的19路军好像还真没打过败仗。日本人很牛吗？蔡廷锴很想跟日本人掰掰腕子，过过招。
9路军既然决定抵抗，头一个必须决定的，就是在哪里抵抗的问题。此时19路军在上海的部队，全都驻扎在郊区。依托原本就有的阵地进行防御，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因此在19路军战前的军事会议上，有人就主张就地防守。
但是，日本人会跑到郊区来进攻19路军的阵地吗？
有句话说，匹夫无罪，怀璧有罪。日本人最想要的，是大上海的‘花’‘花’世界，可不是城郊的那些水稻田。谁都知道，日本人要打就会先打租界边上的华界——闸北的市区。万一日本人占了闸北，不继续进攻郊区，那么守在郊区的19路军就会陷入很尴尬的境地。反攻吧，总是你开第一枪，那些西人们会来指手画脚，不反攻吧，这和不抵抗又有啥区别。
而且，日本人装备好，到了郊区野外也更容易发挥。反倒是城市巷战，日本人的火力优势会受到抑制。再有一个，闸北紧靠租界，打起来难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要日本人进攻，先开第一枪，就肯定要把那些西人们给惹‘毛’了。
计议既定，马上调整部署。
78师156旅的第六团，奉命从郊区的大场调防进上海的闸北，跟日本的陆战队来了个亲密接触。为什么调这个团进市区呢？因为这个团的团附梁岱和三营长吴履逊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日本话说得溜，也知道怎么跟日本军人打‘交’道。毕竟，靠得近了，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本来不想打也会真打起来。
除了这个第6团，156旅还有两个团，第4团驻防吴淞，那是黄浦江入长江的口子，咽喉要道，也是重要地方，‘抽’调不得。剩下一个第5团，留在大场156旅的旅部，可以作为预备队。
而78师剩下的155旅，则以南京到上海的铁路作为分界线，把守在上海的南部，并守卫铁路。因为租界南面也有中国人管理的“华界”市区，这个旅也要承担守备，基本上也就成了不能动的棋子。真打起来，这个旅不能指望当援兵。
因此，原驻在丹阳的60师一个团被调到上海南翔，这里距离闸北比较近，一旦闸北方面的156旅顶不住，还有这个团可以作为预备队。
同时，19路军的总指挥部原本在南京，此时也向上海移动，到上海真如车站重新设立指挥部，便于靠前指挥。
其他60、61师的主力，还是固守原地不动。很简单，仗还没打起来，这么多部队一起往前压，没事也变有事了。再则，放弃首都南京，你还得有部队接防才行。因此，敌不动，我也难动。
至此，19路军各部队迎战的架势完全摆开。
可就在这时，后方的形势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路军的备战会议刚开完没两天，蔡廷锴就接到电话，说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南京专程到了上海，请蔡廷锴到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公馆相见。
一个是统管全国军队的军政部长，一个是党内德高望重的元老，这两人相约，蔡廷锴一个小字辈怎敢不去。
到了公馆，真是谈笑风生，何部长言笑晏晏，把蔡廷锴引荐给张静江。不过场面话一过，正题就出来了。何应钦说，日本人要你的19路军后撤30公里，政fu本来是应该拒绝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忍辱负重，请你把军队后撤，重新布防。希望你遵照中央意旨。
蔡廷锴虽然是军人，但这么多年打拼下来，政治上也不是白丁了。调兵撤防这么大的事，不通过电令，也不在军政机关讨论。而是跑到一个‘私’宅聊，也没个手续。为什么这么干？暗箱‘操’作啊。
这种时候，在日本人的威胁面前却要退兵避让，谁下令谁挨骂。何况，陈铭枢此时可是孙科政fu的行政院副院长，这么大的事情，作为十九路军的领袖，不可能不跟他透个信。
何应钦的意思很明白，政fu不下明令，你们自己悄悄调防，省得政fu再被别人骂，你们给中央背一回黑锅，以后当然也不会亏待你们。
蔡廷锴回答说，19路军驻地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又不接近日军，要撤退，没理由。当然，如果军政部正式下达命令，十九路军坚决服从。
蔡廷锴的态度，让何应钦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又闲谈了个把小时，何应钦只好空手而归。
“中央”命令19路军撤防的命令倒是很快下达。
蒋光鼎和蔡廷锴看到命令，一下子就傻眼了。
虽然“中央”把撤防的责任承担起来了，在日本人的挑衅前屈辱撤退，必然被国人唾骂，十九路军的威名就此断送在他们手里了。而且，这回又得罪了何应钦，‘逼’得军政部明令撤退，这叫做敬酒不吃，最后还是吃了罚酒。
可是，‘私’下的关照可以拒绝，军政部的军令却不能公然违抗。电令中说将派宪兵到上海接防，蒋光鼐蔡廷锴也只能命令所属部队，准备‘交’防撤退。
撤防命令才下达，有几个人就找上‘门’了。
来的是上海市总商会的商会会长王晓籁和闻人大亨杜月笙，以及现在第四路军的毕广恒和一个一看就是军人的中年人。
王晓籁和杜月笙都是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主席团委员。上海抗日救国会是上海影响最大，也是规模最大的抗日团体。而毕广恒和蒋光鼎、蔡廷锴也不陌生，当年毕广恒替石友三奔走联络时，和两人有过多次接触。
两位抗日救国会的领袖上‘门’，是不是来谴责19路军面对日军挑衅却撤防的呢？
王晓籁是来给十九路军送行的。王晓籁向蒋光鼎表示，“贵军长体念政fu的苦心，遵命撤退，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生命财产，同人等无任钦佩”。并当即代表上海总商会送上大洋5000.
王晓籁这位抗日救国会副主席，当着媒体在台上抗日捐款，‘私’下里却在鼓励19路军向日本人退让。是为‘私’利？或是奉“指示”而来？恐怕也很难说得清。但至少，很多人，是很难用一张“抗日爱国人士”或“汉‘奸’”的标签就能说得清楚的。
倒是杜月笙态度很不自然，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地打着哈哈。
王晓籁告辞时，杜月笙推说要陪毕广恒和蒋光鼎、蔡廷锴叙叙旧，并没有跟着王晓籁一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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